摘 要：新媒体及其传播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公民新闻”已经成为当下新闻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却对新闻伦理问题产生了威胁，在新闻专业主义和自由多元之间产生了较量。以里约奥运热点事件为例，从“公民记者”在里约奥运会中的表现，参与的新闻报道与传播的现状，出现的问题及其影响，论述了“公民记者”在重视新闻伦理的基础上，做好新闻生产与传播，从而促进新闻舆论环境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公民记者；新媒体；里约奥运；新闻伦理
一、“公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表现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1]，即“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人类只有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以及社会活动。微博以“快速”和“便捷”的优势，瞬间激发了网络群体的传播效应，广泛推动了“全民记者”的参与度，真正实现了微博发布者向“公民记者”的身份转变。
1.“公民记者”多元的角色扮演
丹·吉摩尔在《草根媒体》（《We The Media》）一书中认为，[2]读者也可以成为新闻的制造者，新闻将不再是由媒体自上而下的“广播”过程，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记者、新闻制造者和阅听大众等一起互动的“网播”过程。
在里约奥运体育赛事的新闻生产中，“公民记者”在某些方面甚至取代了专业记者，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8月7日的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中，霍顿在赛后采访中讽刺孙杨不过是个“尿检呈阳性的运动员”。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了我国网民的热烈讨论。其中网易体育刊发网友“风之子”的评论：“风度！孙杨领奖台友好致意霍顿竖大拇指回应观众。”回应了霍顿的无理言论，显示了孙杨的良好修养。霍顿事件中，公民记者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和社会影响力。社会舆论发展迅猛，并且公众舆论甚至能够推动社会热点事件得到快速解决，因此更加刺激了“公民记者”不断在新媒体平台发表个人的意见，进行公众议程。
2.新闻报道传播空间的拓展
新媒体技术具有的交互性强、门槛低、开放性的优势，吸引公民自发在微博、微信、知乎等新媒体平台编辑里约奥运的相关文字，并且转载各个主流媒体的新闻自行“加以润色”，进行点评，趣味性逐步增强，吸引更多受众“围观”[3]。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媒体垄断体育新闻报道的局面，扩大了我国体育新闻的传播空间。在里约奥运赛事的新闻报道方面，主流媒体不仅在自家门户网站进行专业的相关报道，还“集思广益”，从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平台广泛寻找新闻源，刊登来自民间的新闻报道和相关评论，积极有效地反应民意，体现民情。
3.“公民新闻”与官方新闻相得益彰
北京时间8月8日上午，在里约奥运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上，我国选手傅园慧以58秒95、排名第三的成绩晋级决赛。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傅园慧由于难以置信、极其夸张的“鬼畜”表情以及“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的金句，在微博迅速走红。这段“洪荒之力”的视频在微博被央视新闻、新华网、南方周末、新浪新闻等各大主流媒体转载，引起全民参与讨论“洪荒少女”的狂欢。受众自发编辑傅园慧在奥运会场的各种小新闻，一时间“行走的表情包”“泥石流少女”的网上评说，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体育精神。
各大主流媒体放下“官腔”，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口吻对傅园慧事件进行连续性报道，央视还对傅园慧进行了人物专访，便于受众了解这个不一样的游泳小将。在“#傅园慧#”超级话题当中，受众自发编辑新闻进行跟踪报道，关注傅园慧在整个赛事中的情况。关于傅园慧的报道中，官方新闻与公民新闻的相互配合与补充，丰富了报道内容，促进了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融合，及时有效地满足了受众对新闻的需求。
二、“公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1.“公民新闻”的泛娱乐化
在里约奥运会上，“公民记者”利用数码相机或手机，在第一时间内及时记录下个人看到的体育赛事，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及时有效地更新报道体育赛事的进度以及获奖情况，传递着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即时发表自己的感受和评论，与民众分享。但是其专业性和严肃性有待考察，甚至出现了公民体育新闻报道的“泛娱乐化”现象。
里约奥运开幕式的解说员白岩松，在对“入场篇”“运动员篇”“服装篇”等解说词上由于频出“金句”，引起网民关注。网民便对此在社交平台形成话题讨论，一些网民自发编辑整理白岩松“解说金句”，配上图片进行报道，一时间白岩松被网友戏称“行走的段子手”，成为“网红”。受众的视线被迅速转移，而真正需要了解的新闻信息却不能及时获取。
8月9日，微博博主“信振远”在“#里约奥运#”话题中转发孙杨解说视频时配上一句话“小粉红内裤亮瞎眼”，瞬间转移了受众的注意力，全民展开了一场关于“粉内裤”的讨论。自由发展的“公民新闻”逐步泛娱乐化，对新闻的专业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2.“公民新闻”对运动员的“过度消费”
“游泳小将”傅园慧走红之后，各种社交论坛相应推出傅园慧“洪荒少女”表情包，“傅园慧小咖秀”等。明星贾乃亮在小咖秀上进行模仿，黄晓明在某综艺节目现场也对傅园慧进行了“神模仿”，以及杨洋在微博上向傅园慧“索要泳衣”等，聚集了大量粉丝进行围观。这些“明星效应”无意间加速了傅园慧的知名度，进行了二次传播。傅园慧个人微博粉丝已经增加到799万。淘宝上也出现了和傅园慧相关的商品出售，销量大好。
这些现象虽然体现了受众对傅园慧的喜爱，但同时对傅园慧也是一种“过度消费”，对傅园慧个人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傅园慧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被网红”之后很无奈，说“并不想当网红，也不喜欢表情包，只想完成自己的游泳梦想。”然而，“公民记者”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窥探欲，深扒傅园慧个人情况，自发编辑信息进行爆料，无视当事人心理感受，带领受众集体消费运动员进行“狂欢”，引起媒体过分关注傅园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傅园慧正常的个人生活和专业训练。
3.“公民记者”自律能力不强，导致新闻失实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拥有了自主生产、发布信息内容的权利[4]。人们可以凭借自身兴趣爱好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在任意网络平台上自主编辑发布新闻信息。由于“公民记者”缺乏相应的自律性和专业素养，出现了大量的新闻失实现象。
2016年8月21日，中国女排夺冠，在全民为女排加油喝彩的同时，对于女排比赛边缘化的相关新闻报道出现，甚至出现了一些假新闻。北京时间8月24日，网络上流传了一篇《郎平的一封公开信》“没有祖国关心的日子真心不好过，为了吃饱饭，我不得不清零人生、颠倒身份，哄一帮不会打球的孩子玩儿......”面对子虚乌有的公开信，郎平回国后立马在微博上发表三点声明辟谣。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公民记者”作为网络平台的使用者，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是最起码的底线。
三、“公民记者”遵循新闻伦理的对策建议
1.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大众传媒的出现和发展，使“新闻”的形式多种多样，新闻的专业性受到严重挑战，导致新闻失实的事件频发。在里约奥运会尾声，所谓的《郎平的一封公开信》，不仅对郎平自身造成了伤害，损害当事人名誉，也愚弄了受众，把子虚乌有的事件故意夸大和歪曲，渲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追求轰动效应，使得舆论传播环境受到了污染，也挑战了新闻真实的本质。
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并不是非常完善成熟，“公民记者”的层次更是参差不齐[5]。网站编辑工作者应该主动担负起“把关人”的角色，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积极引导网民抵制假新闻；同时网络运营商可以尝试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开通培养公民新闻素养的相关账号，进行新闻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公民的新闻素养。
2.遵循“新新闻”传播规律
公民新闻倡导“人人都是记者，尊重最普通公民的话语权，把新闻的生产、消费还给公民自己”，这是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6]。新媒体的传播模式重在强调公民自主、自愿、自由参与新闻的生产和消费，但是公民记者要加强自身的专业修养，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信息面前，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客观公正地进行新闻的生产和制作，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加强公民的新闻伦理意识，结合我国新闻市场特色，促进我国公民新闻的良性发展。
3.提高“公民记者”专业素养
傅园慧走红，除了公民记者的助推之外，受众的“买单能力”也不容小觑[7]。1925年，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将个体记忆放大到社会群体的层面来考察，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傅园慧走红的过程就是喜欢傅园慧的这个特定群体在公民记者的引导下共同进行集体记忆的过程。集体记忆的第一步就是对特定事件的选择，是被公民记者和公众协作的产物。公民记者在这里充当的就是意见领袖的作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应引导受众提高媒介素养，在对特定事件的关注和选择过程中，学会辨别有用和无效的信息，积极有效地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新媒体时代，公民新闻的生产无处不在。公民记者虽然在对里约奥运新闻的传播与报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丰富了新闻内容的生产和制作，但是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公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新闻失实，过度消费采访对象，以及专业素养的缺失，使得新闻专业主义难以践行。“公民新闻”出现的新闻伦理问题，会严重影响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因此在支持言论自由的新媒体时代，必须采取措施避免负面问题对新闻舆论环境造成的危害，促进我国公民新闻能够在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美)丹·吉摩尔.根媒体[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王侠.2015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6(2).
[4] 杨翠芳.体融合语境下的媒介伦理问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3).
[5] 王军,李曼霞.难报道中新闻图片伦理的分析——微博、微信与传统媒体对比[J].新闻爱好者,2016(6).
[6] 王珊.微博新闻的伦理失衡问题与解决办法[J].新闻前哨,2015(4).
[7] 简·奥斯曼(Jan Assmann).陶东风译.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J].文化研究,2011.
(责编：马潇（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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